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 

　　——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1935年，刘伯坚烈士就义前写下绝笔，“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90年后，在刘伯坚的家乡四川平昌县，独幕剧《家书》上演，展现了他坚守信仰、廉洁自律的一生。 

　　相隔数十载，人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与刘伯坚“重逢”。“即使身处困境，他也从未因个人利益而动摇，始终秉承着共产党人的廉洁操守。”一方舞台，展现出廉洁文化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穿透岁月、动人心魄的廉洁力量。 

　　“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任何一项关乎人心向背、关乎长远发展的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久久为功，在建设廉洁文化中尤为重要。唯有厚植廉洁文化的沃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常抓不懈、筑牢防线，才能让廉洁理念真正由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 

　　让廉洁文化发挥持久效用，端正道德观念、创新载体形式、筑牢制度根基是极为重要的途径。道德观念是廉洁文化长久发力的内核，锚定价值取向；载体形式犹如廉洁文化广泛传播的羽翼，赋能影响实效；制度根基则筑起廉洁文化的堤坝，保障建设成果。三者相辅相成，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全方位覆盖、多层次渗透、长效化运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内心的道德操守，正是廉洁文化的“根本”与“泉源”。廉洁理念深植于心、化为自觉，才能为廉洁文化的长效滋养与纵深推进，筑牢最坚实、最持久的思想根基。 

　　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不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反腐制度再好，他也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甚至挖空心思钻制度的空子。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则必定会做好慎独，严格自我要求，自觉遵章守纪、不涉贪腐。 

　　1943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就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曾在一次工作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当年边区政府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情形：“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从人民手里拿来的每一文钱，我们都用尽一切办法，使它用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边区的用途上……”正是这份怀德自重的抵腐定力，使得“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与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 

　　朱德同志一生清廉自守。延安时期，朱德被褥里的棉花成了硬片子，他宁可塞进麦草，也不让换新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朱德主动紧缩自己的饮食标准，减少粮食定量，也很少吃肉。一次，他亲自指导厨师做了一顿把米和菜煮在一起的“菜糊糊”，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今天请你们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1960年朱德临别故乡时，自己在街上买了两双草鞋。有人问：“买这干啥？”朱德意味深长地说：“草鞋穿起来舒服。我过去在家里劳动，穿的就是它。” 

　　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气质。从过去到现在，一生不变的坚守、熔铸血脉的追求，廉以律身的道德底色并未因“日子好了、时代变了”而黯淡，反而历经岁月沉淀而愈发鲜明，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廉洁底线的精神坐标。 

　　创新载体形式，可以增强廉洁文化吸引力、感染力。廉洁文化要实现长效发力，离不开鲜活的载体，离不开生动多样的传播形式。这是让廉洁文化“活起来”并长期“火下去”的重要保证。 

　　“不要空过一分一刻，不要浪费一升一粒……快，拿起阶级的警觉与铁锤，去洗刷贪污浪费消极怠工者……”这是当年中央苏区广为传唱的歌谣《检举歌》。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苏区文艺工作者还紧跟形势，积极通过戏剧等形式，将贪污分子的反面案例和廉政建设楷模事迹搬上舞台，让廉洁教育更接地气。当得知苏区部分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不满意，中央苏维埃剧团组织人员编排戏剧《大铁锤》，专门讽刺那些躲在苏维埃机关内的贪腐分子。作品内容浅显易懂、方式灵活多样，让干部群众在观看中分清美丑、趋廉避贪，让廉洁文化深入人心。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各级应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载体开展廉洁教育、宣扬廉洁理念，如结合数字史馆建设，打造网上廉洁文化展馆，推动廉洁文化资源数字化等。军队文艺工作者应结合时代主题，不断推出时代气息浓厚、彰显新风新貌的精品力作，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筑牢制度根基，可以汇聚倡廉抓廉促廉合力。制度本身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工程，需要长久管用的法规制度作保障。 

　　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就非常重视廉洁制度建设。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训令的名义公开发布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不仅明确具体量刑标准，还号召民众揭发腐败分子的错误，发现一个，严惩一个，决不姑息。截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共查处200余起贪污腐败案件，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当时，群众中流行着一首歌谣，生动反映了反腐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的刚性最终要靠严格执行来保证精准落地、发挥效力。1949年福州解放初期，一些接管干部出现纪律松懈苗头，还发生了私拿物资、侵占家具等数起贪污侵占案。时任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韦国清严肃指出：“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性底线不容突破。贪污侵占就是背叛群众、背叛革命，今天不严管，明天就会滋生更大的腐败，必须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随后，他逐一公布涉案人员及违规事实，现场展示违规财物清单，强调“谁触碰贪污侵占的红线，谁就会受到党纪军法的严惩”。之后，他领导制定《接管物资管理办法》，建立台账登记、专人审计等监管机制，建立常态化督察制度。仅仅两个月，福州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就稳定下来。 

　　“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我们应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秉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坚定：既要建好阵地载体，也要抓好内涵滋养；既要健全制度机制，也要强化执行落地，切实立起廉洁光荣、廉政有为的鲜明导向，使廉洁文化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清正之风长久充盈座座军营。